不日之后，正在督办南京皇宫翻修整葺，以迎接封禅之后将来南京拜谒孝陵的皇帝御驾的沈阁老，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新郑的私函。
刚接到信的沈一贯还有些纳闷，心说这信怎么会是从新郑寄来的呢？
新郑来的信，又是给自己的，那毫无疑问只能是出自高家。可是，这次的事高务实就算会受些影响，却也不可能真的就被罢黜放还了吧？西征都还在打着呢，皇上不可能放弃高务实才对，否则那样巨大的财政支出，换个人秉政真的不怕兜不住吗？既然如此，那这信为何是从新郑来的？
想归想，但当沈阁老屏退左右，拆开信看起来之后，脸色就急转直下，很快变得一片铁青起来。
坏了，东窗事发了！沈阁老倒抽一口凉气，此事如果被高务实捅出来，那自己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派刺客刺杀政敌父母，以期政敌因为不得不回乡受制而出缺，这种手段之卑劣、行径之可耻，无论士林也好，官场也罢，肯定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如果这样的事都能被容忍，那就意味着官场的斗争已经毫无底线，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儒家可是极其注重“亲亲”的，孔子甚至认可“亲亲相隐”。这里的“亲亲”，简单的说就是“爱自己的亲人”。
《论语·子路》中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里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就在其中了。”
这里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与后来人们常说的“大义灭亲”似乎正好违背。但是孔子这种观点，后来演变为儒家的亲亲相隐，即直系亲属违法，适当包庇隐瞒可以不追究。
这由此给后世带来三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公正？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
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呢？儒学认为：父子亲情，血浓于水。子为父隐，是不忍其父受刑，是人的率真的天性；而指证父亲反而是违背了源于天性的血亲之道。对此，朱熹的批注是：“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儒家的立足点，是“仁”。亲亲之爱是一切爱的起源，人伦秩序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一个社会，只有充满仁爱、讲求人伦，才能真正的促使人们乐于为善、耻于为恶，才能形成一个自律、内省的人文氛围，从而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爱护、保护亲人，是人伦的基本要求。所以亲亲之爱，乃是基于天道，而“亲亲相隐”则正是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从这个角度来讲，“亲亲相隐”是顺应天道的，固能“直在其中”。故孔子称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直。直就是顺理，顺道而行。
其实不光是孔子，在亲情与法的权衡中，连孟子也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孟子・尽心上》有一个著名的“窃负而逃”案例。
他的学生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任命皋陶当大法官，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皋陶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制止呢？舜授命于皋陶，让他执法。桃应问：那么，舜如何自处？孟子说：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他可以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沿海滨而住，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了掌握天下的权力。
你看，孟子这里的假设是选择“窃负而逃”，显然冒着父子都被通缉的危险，而去维护父子感情。也就是说在孟子眼里，法律如果有悖于基本人伦，那就先要维护人伦，这是和孔子父子互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吕氏春秋》里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偷羊的故事，“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这里大意是楚国有个“直道立身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府告发了这事。官府抓住了他的父亲，将要处死。他又请求代父受刑。将要行刑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我告发，不是很诚实吗？父亲受罚我代刑，不是很孝顺吗？又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杀掉，那么国家将还有不受刑罚的人吗?”楚王听说了这番话，就不杀他了。孔子闻知这件事说：‘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这样的“直躬”诚实不如没有。”
但是，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不公正？历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悬而未决。例如李泽厚在评析这一段时就认为，“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看来，他把正直的道德纳入‘孝’与‘慈’的范畴之中了，一切都要服从‘礼’的规定。这在今天当然应予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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