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祐八年，此春的东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节的全城欢庆，当夜的烟火表演至今犹为东京士民津津乐道；二便是淮东-东京贪腐大案，此乃朝野动荡的大事，庙堂、民间都议论纷纷。
其三，则是即将展开的又一年科考。经过数年的制度建设，大汉的贡举取士，已经重入正轨，从地方道州考试，到东京省部选拔，都已成体系。
在此事上，内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设，少有拖沓耽搁的。毕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兴教、文化，是制约武臣的一个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汉的科举时间，并未固定，都是根据形势来的。乾祐五年征淮归来，即开制举。乾祐六年同兴秋举，七年罢，到如今的八年春，又开常举。
刘承祐的想法很简单，为朝廷储备人才，接下来朝廷战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诸国，一统天下。届时，即便留用一些各国官员，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扩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
是故，大汉取士选才的频率，才会这般高。当然，有得便有失，因为薅得太狠，实则这些年，取士的素质在下降。与开国前几年相比，差距则更加明显，像初年，就有王朴与王溥，后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国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选士的力度，也没有放松。时值初汉年间，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培养、任用，容不得挑肥拣瘦。而对于那些才干、资质并不出众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国初这种天下未定的特殊时期，才有这种机会。
换到太平盛世，若没有惊世能力，拔萃才情，抑或深厚背景，想要出头，那可是千难万难。当然，就近年而言，国家所选士人，大多会作为中下层、僚属职吏来培养，起步不会高，至少比早年的那些人低很多，从刘承祐这儿，对他们的期望都不会太高，
不过，事情没有绝对，每一科，都难保不会有遗珠，但那就需要他们在宦海之中，打拼出来。养一千只蛊虫，总会有些蛊王、蛊将冒出来......
今岁科考时间，被定在三月十三至十五连续三天，乃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常举，第一次春闱，恢复加增了几门在刘承祐看来还是有用的科目（当然，重点永远是进士、明法）。以往，都是选在秋季，进行制考。
从正月时起，便已有士子，陆陆续续地从全国各地赴京备考。到截止日起，持解文至礼部登记备案的士人足有3427人，规模乃历次科考之最。
至于原因嘛，也很简单，朝廷多开了几门，又早早地放出消息，此次取士的名额，也远比往年多，几倍之，是故引得不少士人，都动了心思。再加上，还有淮南、秦凤之地的士人。
尤其是秦凤、汉中这种方取未稳之地，不管是为了一视同仁，还是收买人心，刘承祐直接下诏，对于籍贯此地的士子，沿途官府，需给驿宿便利。而这，是个很得人心的政策，至少于读书人而言，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这是王朝兴盛的征兆。
而随着八方士子入东京，开封城也更添几分文气，几分热闹。新扩建的开封城，虽然仍有内外、贵贱、贫富之分，但自从市坊的界限被打破后，整座城池愈趋繁荣，虽然官府的管理成本剧增，但整座城市的活力明显提升。
而最直接的好处，便是商税的增长，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以前的几座市场，仍旧被保留着，并有所扩张，修城的时候，还特意改善交通，到如今，仍是商旅贸易往来的选择，尤其是大宗交易。
同样的，在原市、行的基础上，新发展起来了一些集市，其中名气最大的，要属相国寺了。佛门禁地，早为民间烟火气息所染，与红尘接壤，再无清净可言。朝廷虽然抑佛，但是终究难以控制人心，许多百姓都喜欢往相国寺凑，即便是做生意，也能离“我佛极乐”近一些。
有鉴于相国寺的特殊情况，开封府专门派了一支由市吏与市卒组成的队伍，负责秩序的维护，与税收的管理。原本的上百间僧房，也被开发成了旅宿宾馆，总免不有行旅之人夜宿。
如今值三月，也正是相国寺一年最热闹的其中一段时间。而站在原本的山门前，放眼望去，层层叠叠，鳞次栉比，入目皆是熙攘，进耳满是喧嚣，但刘承祐却显得很陶醉的样子。
总算，官府给相国寺还是留了些体面，至少没有让人把摊子铺到佛殿内去。到如今，宝刹之内，仍有僧侣修佛，依旧有游人观赏，信徒上香。寺庙仍旧辉煌，然而，就是少了从前的那种令刘承祐不爽的浮丽。
说起来，距离当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已经有快五年了。但不得不说，佛门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在新的形势下，各地保留的佛寺，仍旧从艰难地生存着，甚至有所适应。
毕竟，刘承祐虽称“灭佛”，但灭的是其影响，取的是其财产，夺的是其丁口，用利益来解释，就足够透彻了。至今，当年之所获，皇帝内帑之中，还存有一部分。在减少社会资源控制的情况下，刘承祐还是容忍佛门的存在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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