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汉中也好，蜀地也好，还是跟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长江与汉水分别连通了蜀地与汉中，水路前往这两地，要比关中那边翻阅大山走栈道便捷太多了。
三国时期，诸葛丞相就是长期用蜀地产出的蜀锦，水路运输到江东，来交换东吴那边的粮食，以弥补蜀地粮食产出的不足。
而蜀国长期的北伐策略，也是以攻代守，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为东吴减轻战略压力。
可惜的是孙十万比较废柴，而且东吴的世兵制对于开疆拓土的势力来说又是个大毒瘤，无法改变战略上的劣势。
一直到唐代，蜀地与江南的联系才日渐紧密起来，形成了“一扬二益”的经济格局。蜀地与江南连接的关键地段“夔门”，变成了商贾云集，因为贸易而畸形繁荣的中转之地。唐王朝在此设立夔州江关衙门，专业收过往商船的商税。
刘益守前世历史上，这地方可不得了，历代朝廷在此地设长江关隘，收税收到了1917年。
可以说收税收到了手软！
有鉴于夔门到重要性，刘益守命朝廷中枢颁布政令，在巴东（奉节）设立关隘，派兵屯扎白帝城，改巴东郡为夔州，建立夔州都督府。并于此地设长江江关与巡检司，负责长江三峡水道安全。
萧衍执政非常惰怠，满地是钱都不知道捡起来，施政又无远见，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往往都是后知后觉。
如今蜀地与江南的局势，跟刘益守当初入主寿阳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萧纪入主蜀地后，民生安定，物产渐丰，商贾在蜀地和荆襄两地来往不禁绝，情况早已跟旧时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蜀地与江南人员来往不断，物产交易亦是颇为频繁。虽然萧纪属于将来必定要叛乱的藩王势力，但这并不妨碍刘益守先把两边收税的关隘建好。
收税嘛，一万个不多，一个也不少，有多少收多少！多多益善。
把商税收起来了，农税便可以少收一些。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体系里，少收农税，让底层百姓富裕起来，尽量解除他们与世家大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商业便能自然而然发展起来。
商业都发展不起来，社会怎么进步？很多事情是明摆着的！
无论世家大户多么牛逼，有个跟资本社会同样的道理不能忽视：这些人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极低！而且这些人又无法提高底层百姓的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运行的极大扭曲。
所谓百姓不闹事，只是社会运行的最低需求，如果以这个为最高，刘益守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甩开膀子及时行乐了。
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古代农税的运输成本，往往高得惊人！而商税以货币，布匹等物为主，运输成本低，尤其是靠近水路关隘所收商税，更是如此。
国家收商税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刘益守秉持着“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补不足而损有余”的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该收的税绝不手软。
王琳带着常德水军抵达夔州后，担任夔州都督府的大都督，在此地改造旧有船坞，扩大规模，打造战船与商船，派人巡视江面。用贩卖商船与槽船的方式筹集部分军费。
朝廷又下令在夔州设立关税衙门，依照中枢政令对过往商船收商税，对过往旅客收人头税。收上来的税款，并不经过王琳的手，而是听从中枢分配（不一定会运回建康）。
二者同级，并行不悖。
刘益守对蜀地的攻略，不声不响的就在积极准备着。如今连汉中都没有拿下，就想着要攻略蜀地，似乎用“得陇望蜀”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他这个老硬币的野心。
……
秋收已过，天气晴好，适合行军。杨忠领着五百精兵，乘坐禁军所属的水军船只先抵达郢州（武昌）后，又走汉水来到襄阳。
稍作休整补给后，又沿着汉江逆流而上前往汉中，一路坐船毫不停歇。
此行虽然途经的地方很多，但实际上所花费的时间却很少。古代船只水路一日夜逆流可行三百里，顺流可行五百里，远远大于最快的陆路行军速度。
无论是行军还是补给，走水路都是王道，乃是成本最小的运输方式，没有之一。
段韶跟在杨忠身边冷眼观察梁军的组织运作模式，从前压在心中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刘益守从前获胜的秘诀是什么，以前段韶一直没搞明白。
如今看来，便是所谓的“以船为马”。
本来他还奇怪，为什么杨忠麾下精兵都不配马匹。现在也想明白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就用不上！
在南方，船就是马，水就是路。如果总是改不掉没有土地就不会行军的习惯，那么将来只要是在南方打仗，绝对是必败无疑。
“杨将军，此行攻汉中，五百士卒兵少。若是关中贼寇来攻，如何应对为好？”
实在是忍不住，段韶有些疑惑的问道。他们马上就要抵达始平郡，说实话，剩下的路已经没有多少了。
他心里有想法，但是要不要说出来，还得看看具体情况。
这次段韶的临时官职是“行军参军”，但实际上，他算是刘益守派来“实习”的，并无指挥兵马的权限，哪怕两三个士卒也指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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