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岑聿瑛说的语焉不详，但仁曦太后还是明白了在越南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岑聿瑛，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上的奏折，内容有繁有简，但大体上和岑聿瑛的说法保持了一致，仿佛是商量过了一般。而徐延旭也提到，有桂军入越助黑旗军对抗法军的情况。
对于这种明显是“擅起边衅”的行为，她可以说愤怒不已，但她现在最担心的，是越南的局势恶化，导致乾国和法国爆发全面冲突。所以才在今天召开了朝会，听取诸臣的意见。
朝会开始后，仁曦太后首先命令宣旨太监将云贵总督岑聿瑛、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的奏折全都当众念了一遍，又将法国公使宝海给总理衙门的呈文念了一遍，然后便让众臣就当前越南的局势发表意见。
让林逸青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群臣发表意见，主战的声音比以前小了很多，反倒是主和的声音占了上风。
乾国和越南虽然有着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边民血缘相通，又存在有长期的宗藩关系，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乾国和越南的关系是比较松弛的。在乾国硕果仅存的几个藩属国中，越南和乾国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曾长期担任驻英国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礼部侍郎郭筠仙便当廷指出，根据他对以往档案的调查，在越南阮朝成立的嘉隆元年（大乾佳庆七年，西元9002年）以至圣平天国之乱发生的嗣德四年（大乾韶光三十年，西元9050年）的近50年中，越南来贡共计13次，虽然贡期不同，但比于朝鲜之49次，琉球之38次，暹罗之23次显为疏远，原因便是阮朝一直强烈主张独立自主的关系。越南对于大乾帝国一直是一种利用的心态，出了事情找大乾朝摆平，上书自称“下国”，但一旦事情搞定了，便又自己称起“南朝”来，称大乾朝为“北朝”，其“表面恭顺，内里骑墙”，令人痛恨。郭筠仙还说：“前者法人强与越南通商，越人未尝请命，西贡一隅，坐此而失。且越之大臣曾谓：‘对中朝虽岁时通贡，中朝亦馈遣之，比自主之权仍自我控之，实非其属。’此越人告法之词也。其处心积虑，不以中朝为上国，而弃同等弁，可知矣。”
郭筠仙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已经崛起并逐渐称霸于世界的情况下，大乾帝国和越南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已经远远的落在了时代的后面，缺乏深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从政治上看，之前越南述贡使团出发及回国时，从越南君臣所关心的事情来看，都是一些较次要的事，不足以联合应付对抗西方大国入侵的这样的大事变。至于两国的经济往来，也同样受到都是落后的农业国的限制，往往只有一些价值低微的农矿产品交流。如刘仁义所占据的以保胜为中心的红河两岸各关卡，是乾国和越南经济贸易往来的主要渠道，但每年只能收取税款银5万余两，只是海口税卡海阳左金年收税银30万两的六分之一，可见整个乾越贸易额也很有限。因此，大乾帝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变成了只是维持大乾朝宗主国体面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礼仪，是否保持这种宗藩关系，对乾越两国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而有必要以另外的方式处理同越南的关系。
听了郭筠仙有理有据的长篇大论，仁曦太后询问郭筠仙具体应如何处置越南，郭筠仙给出的建议则是“纳越土入大乾版图，以为西南三省藩篱，承认法占南圻，重新与法缔约，明示全球”，以杜绝后患。
郭筠仙的建议马上遭到了军机大臣景廉的反对，景廉认为，虽然越南有种种不是，但毕竟入贡多年，大乾朝要越南入贡本来就不是为了图实利，而是为了维护大乾王朝的体面，而黑旗军首领刘仁义不仅是越南官员，也在大乾王朝捐了官，法军进攻刘仁义，那就是在践踏大乾的尊严，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必须要以强硬的态度应对，不可以在越南的问题上退让。
针对郭筠仙的“重实利”的看法，景廉则强调了“重面子”的好处，那就是有助于提高大乾帝国的国际威望，“使列国不敢小视”，他还以法国为例，说“法普交兵，法虽未败北，然其号称欧陆第一强国，却为普鲁士小邦之军攻入本土，颜面大失，后虽由海军挽回败局，然终为列国所轻”，国际地位大不如前，所以乾国在越南问题上，不论实际利益如何受损，都要维护住这个宗主国的面子，不然的话，会导致“天威荡然无存，军民之心瓦解”的严重后果。
仁曦太后听了景廉的话，变了脸色，立刻询问如果强硬应对的话，应该如何措置？景廉的建议是竟然是直接出兵，支援刘仁义对法军作战，“着令岑聿瑛等忠勇督臣率军入越，荡平越南全境，以震慑泰西诸国，使之不敢有犯国朝之心。”
对于景廉的胡说八道，愤怒的郭筠仙立刻问景廉“法人已声明愿修和好，不欲交兵，顺化之事乃下臣擅自行事，汝竟要藉此与法人开仗，是何居心？”仁曦太后也“当廷大怒”，质问景廉，“汝欲将吾母子置于炉火上耶？”景廉慌得下跪叩首，口称“有罪”，随即被仁曦太后下令赶出了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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